罗伯特·西格勒教授
罗伯特·西格勒（Robert Siegler）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Schiff Foundations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长期致力于数学思维发展的研究。截至目前，他已发表超过250篇论文和书籍章节，出版13部专著并主编4部著作。西格勒博士的著作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日语、中文、韩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希腊语和葡萄牙语等。
西格勒博士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运用数学发展理论，切实提升儿童的数学学习效果。他深入探讨儿童对数字的表征方式如何影响他们学习整数运算、分数以及其他数学知识的能力。研究中涉及的关键议题包括：儿童对数字的表征如何随年龄与经验变化；哪些数学体验能显著促进进步；儿童在解题时会采用哪些策略；为何有些儿童在数学上更为出色；以及儿童如何探索并形成新的解题策略。
他的研究也在实践层面带来了丰硕成果。比如，研究显示特定类型的数字棋盘游戏对帮助幼儿理解数字非常有效。实验数据十分鼓舞人心：这类游戏能够在短时间内显著且持久地提升学前和小学低年级儿童对数字的理解水平，对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前儿童尤其具有突出效果。近期，西格勒博士就分数问题所做的研究，还推动了面向年长儿童的相关计算机游戏开发，帮助他们克服分数学习方面的种种困难。
西格勒博士的研究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他荣获美国心理学会（APA）杰出科学贡献奖，当选美国国家教育学院院士，并被母校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评为“最具影响力的40位校友”之一。他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Tisch杰出访问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Brotherton讲座主讲人、英国牛津大学Astor讲座主讲人，并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迄今为止，西格勒博士已应邀在全球超过50场学术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足迹遍及英国、苏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日本、中国、智利、巴西、澳大利亚和冰岛等多个国家。
西格勒教授：我是如何走上心理学之路的
我对认知发展的研究，说是出于我兴趣发展的必然结果，或是纯粹的偶然巧合，都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说，我一直对“变化”感兴趣。我学生时代最喜欢的科目是历史，最喜欢思考的是不同国家的过去如何影响它们的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此外，我父母家里有两本弗洛伊德的书，我读过之后觉得有趣，但也觉得很奇怪。
具体来说，我经历了许多幸运的巧合。本科大部分时间里，我是经济学专业，直到大三才选修了第一门心理学课程。巧合的是，我第一次上心理学课的那个学期，也选修了一门我非常讨厌的经济学课，主要是因为教授的问题。下一学期，我各选修了两门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课程。这一次经济学课倒还不错，但我更喜欢心理学的课，尤其是哈里·黑克（Harry Hake）教授教的知觉心理学。
另一个促使我转专业的因素是那时正好是1960年代末期，心理学领域有很多资金资助本科生参与研究。我参与了一个研究项目，评估一种针对唐氏综合征儿童的语言教学课程。通过这个项目，我学到了一些研究方法，也意识到心理学数据可以回答哪些类型的问题。
申请博士时，我不确定自己应该选临床心理学还是实验心理学，所以两个方向的项目都申请了。最后，我在最好的实验心理学项目（哈佛）和最好的临床心理学项目（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之间做选择。我访问了两个学校，觉得石溪的学生比哈佛的学生更快乐，也更友好。当时我错误地以为，拿了临床学位以后想转做实验研究比较容易（这倒是真的），但如果拿了实验学位再转临床则很难（事实证明比我想象的容易）。于是我去了石溪分校。
到了石溪的临床心理学项目后，一年之内我意识到自己对研究的兴趣大于临床实践。不过，我还是留在了临床专业，甚至完成了实习，并拿到了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我一直在做认知发展的研究，这同样也是偶然的。我修了一门由鲍勃·利伯特（Bob Liebert）教授的儿童发展必修课，课上要求写一篇综述论文。我觉得这很无聊，就问利伯特教授能不能改为设计一个实验。他比我聪明多了，同意了我的请求，但要求我必须先了解之前的研究，以确保我的实验不会重复已有成果。他知道，我最终不得不既写了综述又设计了实验。我交给他之后，他很喜欢我的实验，还表示愿意提供研究助理帮我完成实验。在实验试行过程中，我看到一个娇小的五岁小女孩拒绝接受一位高大威严、声音低沉的成年男人（也就是利伯特教授）向她解释的守恒逻辑。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决定专注研究儿童的思维。
我从利伯特教授那里学到最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应该做自己觉得有道理的事情，而不是盲目模仿别人。他告诉我：“你觉得有道理的，其他人大概也会觉得有道理。”这是很好的建议。
多年来，我的理论视角发生了变化，但也有一些贯穿始终的思路。读博时，我主要是行为主义者，认为成人对儿童所讲述的内容以及儿童与世界的实际互动，是塑造他们思维的主要力量。同时，我也受到了皮亚杰的影响，这几乎是所有研究认知发展的人都会经历的。虽然我一直不认为他的理论完全正确，但我非常欣赏他设计的精彩任务，以及他对儿童行为观察的敏锐洞察。他对发展趋势的描述非常具有启发性。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后，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信息加工理论，立即觉得非常适合自己，因为它与我的直觉性思考方式非常接近。我多年一直坚持这一研究方法，直到现在也仍然深受影响。但最近十年，我越来越受到进化理论的影响。我相信变异的产生、变异间的选择以及成功变异的逐步占优势地位，是导致认知变化的关键因素，这与生物变化类似。这促使我现在更关注策略发现和策略选择。这些关注点与信息加工理论兼容，但并非典型的信息加工方式；因此，我现在的理论取向更像是进化论与信息加工理论的一种融合。